熊国炳(1898—1960)，别名熊廷南，化名张炳南。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竹峪乡熊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过继人家作养子，他从童年到壮年，由于生活所迫，以打猎为生，并锻炼了他勇猛善断和沉稳细心的性格。一次他在追铺一头猛兽时，不慎误入其它猎人缚虎的机关，被毒箭射中腿肚，面临丧生的危险关头，他强忍穿心般的巨痛，自己用力将毒箭拔出并挤出毒血，得以保全性命。他的勇猛行为被乡民传颂为“巴山勇士”。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前夕，党派刘子才身携电台赴巴山腹地的通江、万源一带侦察地形和敌情，并串联发动群众接应红军入川之时，一些乡民向刘推荐的第一个就是“巴山勇士”——熊国炳。当刘子才以皮商来巴山订购山货的身份与熊接触并相互增进了解后，确认熊忠实可靠，于是借熊打猎为掩护，往返于侦查于川陕边要道和敌营四周，很快掌握了大量情报后，方面军决定，部队迅速进军川北。经熊国炳带路，部队从钟家沟出发，翻阅风雪大巴山，很快进抵川北，抢占了通江两河口，解放了熊的家乡洪口后，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他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家乡父老拥护他，被选为乡、村苏维埃主席、游击队长。不久，他经刘子才推荐，袁克服(时任川陕省委书记)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2月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时，又被选为省苏主席(后连选连任三届)，从此历史将这位穷苦农汉推向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的大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高级领导人。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他随红军西入懋功，南下川康，北进甘南。在行军途中，作为主席身份的熊国炳，他着手准备迎接二、六军团的工作。他除筹集四方面军所必须的御寒衣物及其它装备外，还组织制造和筹集衣帽、裤子、手套、雨具以及干粮袋、子弹袋、帐篷等军用品，支援红二、六军团。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他又随红西路军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不久，在甘西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从此，他怀着无面见党中央，无面见巴山父老的沉痛心情，带着伤痛，化装成难民，沿祁连山西行，一路忍饥挨饿，辗转来到甘肃酒泉南山的偏僻山村，求得一位好心的淘金掌柜收留。伤养好后，即化名张炳南，流落于酒泉县泉湖乡，隐恨消声二十个春秋，直至1960年，因生活极度困难，浑身发肿病逝，一位曾经为新中国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就这样悄然离开了人世。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以下简称《布告》)，是熊国炳1933年2月参加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省苏主席后，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文件。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贯彻刚刚开过的川陕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问题。熊国炳为贯彻大会决议，以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土地法令为依据，结合当时川陕实际情况，很快主持制定并签发了川陕省苏分配土地的实施办法，随即以他自己和另两个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署名，用布告形式张榜于全苏区，同时再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织钻字队錾刻在石板上并竖立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门口(原巴中县二百货公司门市部)。红军长征后，当地街道居民将石板放倒，就地挖坑埋于土里保护了下来。建国后于1954年收进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珍藏。

　　该石刻布告文献，是由两张石板并刻而成。高222厘米，宽223厘米，整个石刻全文是竖排版，共计三十七行，因前面“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的标题占一行，后面醒目而遒劲有力的“土地归贫苦农民!粮食归穷人!八小时工作!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等二十六个大字标语占两行，落款署“主席熊国炳，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等三个名字各占一行，再加“一九三三年 月 日”占一行，实有小字为三十行。大小的字，均为楷书，笔力潇洒，刻工精致，在全国十大苏区中是难得的石刻文献。

　　《布告》文字结构自然，语言通俗浅显，浓厚的生活气息，川北的乡村语调是最大特点，这与熊国炳文化程度不高，平常讲话简朴实在，完全相吻合。如《布告》一开头的导言：“土地是穷苦雇工农民的命根子呀!”“地主豪绅占有了土地就握着穷人的命根在手;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了身”。《布告》结尾：“记着!雇工、贫农、兵士要分得土地，中农的土地要不受人家的并吞，不要还粮、上税受剥削，自己耕种即归自己所有。就要起来拿着武器，组织政权和武装起来压迫旧的压迫者，土地才能归到被压迫者手里来!”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饱经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熊国炳，从他心底里向川陕苏区父老姊妹们发出的最大吼声。熊国炳在川陕苏区两年多的革命经历，就是在带领省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深入赤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而查田、查阶级，彻底平分土地;帮助建立健全苏维埃各级政权多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地方武装;筹粮筹物，支援前线等工作中度过的。据健在的西路军老红军杨尚国，陈文山等同志介绍：“熊国炳在四川多数时间，是带领工作队在基层做艰苦的工作，很少在机关活动。他工作积极肯干，遇事多谋善断，最能接近群众，从无官气，在群众中威信极高，率领部队每到一地，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很快组织发动群众分配好土地，建立好政权。他主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签发的文件、布告很多，但手迹已经不存在，此石刻《布告》是他留在川陕苏区唯一的遗存，它是研究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