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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川陕苏区抗日宣传的特色和作用

2019-03-26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杨芳

  【摘要】中共川陕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在川陕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唱响党中央的抗日主张,明确消灭日寇的目标任务和责任担当,采用通俗易懂、明显便捷、灵活多样的务实宣传形式,发动和团结苏区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为抗日建国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主题词】川陕苏区 抗日宣传 特色 作用

  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后,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支持下,全面突破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川陕会剿”,创建了川陕苏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中共川陕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带领苏区各级组织和民众,通过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尤其是采用文件、传单、捷报、石刻、课本、歌曲、戏剧、曲艺、报纸、书信、演讲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抗日反帝、救国救民的宣传运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做出了兵源补充和物资供给的充分准备,也为唤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发动引导和团结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更为抗日建国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川陕苏区务实高效的宣传特色

  在川陕苏区偏僻落后和人民群众受封建意识及国民党反动派反面宣传长期毒害的环境下,中共川陕省委采用通俗易懂、明显便捷、恒久醒目、灵活多样的务实宣传形式,使抗日反帝、救国救民的宣传深入人心。这些正义的呼号,至今还在川陕人民的胸怀中萦绕回荡。当然,宣传工作的特色和风格也得以充分体现。

  号令一致的抗日主张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民族存亡危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宣言,自己是抗日的政党,红军是抗日的武装,号召全民抗战。川陕苏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抗日要求,坚定地高举党的抗日主张大旗。1933年3月26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翻印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1933年11月川陕省巴中县特别市委员会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刻制成石刻标语;川陕苏区及时传达《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精神。这些重要文献都宣示“党必须最广大的散播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全国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联结起来”[1]等抗日主张。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7月1日印发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指出:“日本更进一步的武力侵略……证明帝国主义更露骨的直接的镇压殖民地革命,并瓜分还没有瓜分清楚的殖民地。这些现状说明苏联、中国苏维埃政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进行决定胜负的武装战争日期更迫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大声疾呼,号召全国群众和士兵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已不但代表广大农民的土地革命,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2]1934年8月1日,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包括勤务员,举行了全军抗日宣誓典礼。以“各军师团营部、各参谋部、经理处、医院、政治部为单位举行”,“连以全连为单位举行”,“晚饭后五时至七时,全体人员站立敬听,由一人宣读誓文,读毕全体高呼:服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誓死反帝抗日,消灭包剿,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抗日宣誓文》鲜明指出:“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们是抗日反帝的先锋,我们誓为中国独立自由而斗争。”[3]1934年10月19日《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中指出:“在进行这真正的民族战争中,必须同时揭破一切反革命的欺骗和理论上最无耻的‘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实质。同时利用反帝联合战线的这一口号和行动,来揭破各个反革命派出卖民族利益之实质。”[4]

  目标明确的宣传任务

  建立民族联合战线是苏区抗日宣传的重要目标。1933年6月,川陕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联和苏维埃的最广泛的群众,成立了反帝拥苏大同盟。1934年下半年与省工会合并,历时一年多。村建有小组,乡设分会,区、县、省有执行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结合苏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开展反帝拥苏宣传活动,动员群众配合红军建立民族联合战线。1933年7月,各地召开大会,激发群众反帝斗志。大河口大会有800多人参加,恩阳河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1933年11月7日,通南巴(平)所在的各县区反帝拥苏大同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反对刘湘进攻川陕苏区的游行示威活动。1934年5月30日,开展了纪念“红五月”活动,张琴秋出席赤江县三乡一村反帝拥苏群众大会,并讲话指出:“共产党要拥护苏联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5]。同时,川陕苏区把抗日宣传作为苏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33年7月1日印发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占领满洲,更进于进攻热河、察哈尔、平津,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出卖民族利益,现在更进于签订卖国‘停战协定’。”[6]“本党中央历次发表的告群众书,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历次发表反帝宣言,其作用在于揭穿国民党的欺骗,使全国民众和士兵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争连成一片。”“川陕省党的组织,必须使这些宣言普遍并深入到各个城市、各个农村、各个兵营里去,并形成反帝大同盟的广大组织,将拥护苏联和拥护中国苏维埃的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反对。”[7]1933年7月2日,中共川陕省委印发的《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指出:“第六,必须在这些区域内大大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情形。宣布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无耻投降,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会对日宣战的号召。组织广大群众反帝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拥护红军抗日,打倒阻止红军抗日的国民党,应当是在群众中煽动的中心口号。广泛的发展反日会、反帝国主义同盟、民众义勇军等组织,并号召派遣代表参加民众御辱自救会议。开展广大民众来拥护红军,……同时发展红军之友、苏联之友的组织,把反帝、拥护红军和苏联的工作联系起来。”[8]

  恒久醒目的錾刻标语

  川陕苏区根据大巴山山多石硬的地理特点,以及石质不易损毁的理念,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錾刻石质宣传标语。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与国内同期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标语相比,是别具一格,屈指一数的。这些石刻散布在巴山秦岭之中,渠江汉水两岸,无论是峭壁悬崖,房屋墙壁,城市、农村、河谷、路旁、石碑、石坊、庙宇、磨盘、水缸,随处可见。时经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日晒夜露,霜暴雪压,至今字迹犹在,光辉照人。如,南江县关路乡白鹤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由红三十军政治部题写在红四门城墙上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工农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兴马乡木罗村偏岩子处的“红四军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正直镇花桥村倒栽岩的“打倒日本”等等。

  生动感人的文艺宣传

  文艺演出是川陕苏区的重要宣传形式,小品、文明戏、活报剧、魔术、幻术等节目在广大军民中起到了很好的抗日宣传作用。戏剧方面,1933年8月红军入川成立的“兰衣剧团”(“兰衣”即穷人)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社会文化科新创办的剧团合并成立“川陕省工农剧团”,及时编排演出抗日宣传节目。如,当时经常表演的一个小品节目莲花乐(大巴山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团结起来打东洋》唱词:“……山东省,沈阳城,日本鬼子胡乱行;见到财物就抢光,碰到房屋就火焚;见到老弱就活埋,见到妇女就奸淫。……青壮哥哥们,你们定要下决心;保卫祖国上前线,手握钢枪打日本”[9]。又如《好男要当抗日兵》唱词:“好铁打长钉,好男要当抗日兵,打倒日本鬼,全国人民才太平……”[10]。1934年10月,在广元县城附近的阵地前沿演出后,当夜一个班的川军携枪械加入了红军。歌曲歌谣方面。川陕苏区时期的红色歌曲歌谣堪称一大特色。在街头巷尾随处可听见《青年战歌》、《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咏诵。还有本地特色的自编民歌(包括儿歌)。如,《日本要把中国当成一个杀场》:“日本要把中国当成一个杀场,任他们来杀任他们来抢。飞机还在噗咚地丢炸弹,大炮还在轰呀轰地响。同志们,我们要拼到最后那一滴血,守着我们的边防……”[11];自编儿歌《小日本》:“小日本你莫怪,我的大刀本来快;你不来呀我不宰,我的大刀都饿饭,来一个宰一个,一齐来全部宰;试试我的大刀快不快,快!快!快!”[12]。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十送红军》这首民谣,真可以说是川陕苏区时的优秀之作,同时也称得上通俗文学中的佳作。

  丰富活跃的报刊宣传

  川陕苏区的报刊琳琅满目,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当时有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后改为《共产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苏维埃》、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战场日报》(后改为《红军》),川陕少共省委、总工会、经济委员会主办的《少年先锋》、《斧头》、《经济建设》,以及《红旗》、《不胜不休》《干部必读》、《赤色南江》等各级报刊多达16种之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川北穷人》。它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版面活跃,内容丰富;文字浅显,观点鲜明。川陕苏区充分利用这些报刊,登载具有抗日宣传内容的文章、诗词、歌曲,激发广大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焕发抗日激情。如,《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为庆祝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动员工农群众消灭刘湘宣言》1933年12月12日载于《苏维埃》上;1934年7月25日《干部必读》第87期提前刊载了《抗日宣誓文》和宣誓要求。

  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

  川陕苏区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纪念、公鉴、演讲等抗日宣传活动,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广大军民。

  一是开展“五卅”纪念活动

  1934年5月,川陕苏区开展了“五卅”纪念活动,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翻印了《“五卅”纪念宣传大纲》,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烈士报仇!”;中共川陕省委于5月5日制发了《红“五一”工作的检查与对“五卅”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县要立刻根据省委的‘五卅’宣传大纲动员支部和各群众组织来进行广大深入地宣传鼓动,解释‘五卅’的意义,号召群众起来参加‘五卅’的武装示威”,“省委的宣传品要真正散贴到群众中去”。[13]

  二是联合签名发表抗日公鉴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红四方面军随后联合签名发表了《全国民众和全国不愿投降帝国主义的将士公鉴》,提出“为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而战,共同抗日”。签名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率全体战士同启”。[14]

  三是利用重要会议进行抗日演讲

  1934年5月15日,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就是为的要整穷人……如果不打,我们便要被整死。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刘湘打下去,我们便可以得到土地,中国就可以独立自由,中国穷人就可以永远得到解放。”11月15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我们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准备自己去战胜帝国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15]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作用。毛泽东讲的“长征是宣传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是很突出的,川陕苏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为形成后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当年党、政、军形成的众多抗日宣传史料,为我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抗日文化遗产,成了当今苏区所在地培育社会大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

  为“逼蒋抗日”和形成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3年12月中旬,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进行普遍而深入的宣传鼓动,派遣最可靠的贫雇农到白区去发展扩大反帝下层统一战线。1934年7月1日发布的《巴中县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旧的统治者的死期到了……全国工农群众和工农自己的红军正在猛烈地进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民众必须首先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才能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16]。1934年10月19日印发的《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更加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统治,是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前提条件”[17]。苏区抗日宣传始终与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相结合,阐明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打倒四川军阀,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发动白区工、农、兵、学、商罢工、罢课、罢操、罢业和游行示威,胜利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六路围攻”,扩大了基层统一战线,为“逼蒋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挥了“播种机”作用

  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曾多次派代表与黑水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县内一些地方还保留有红军的石刻标语,“共产党是为番民解除痛苦的党”、“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帮助藏胞建立了1个区和6个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抗日战争,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工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中央红军物资和兵员补充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

  川陕苏区的抗日宣传工作,使川陕民众认清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由。川陕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军队。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并进行三项重要准备:一是确定由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率先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二是要求各部队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等,作为慰问品;并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随先遣队走,待两军会师后补充给中央红军。三是要求广大干部和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数十万斤粮食、上千套衣物,还有红四方面军经中央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

  川陕苏区的抗日宣传活动,唤醒了民众,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热情。仅苏区内就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地方武装,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有10余万人随队,其中正规军8万余,妇女武装8000余。这支在川陕苏区发展壮大的人民革命武装,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北上,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115师和新四军第4支队,成了抗日战场上主力军之一。数以万计的青年加入川军正面对日作战,大批学生参加远征军奔赴太平洋战场的印缅战区与同盟军协同对敌。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朝着骄横的日军迎头痛击,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大捷、雁门关大捷、百团大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抗日的军心民心。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129师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打通了东、西、南、北等多条重要的铁路干线,创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川陕苏区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量红军战士,虽然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很多,但最后到达陕甘宁人员尚有1.4万人,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引导、培育、带领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形成新的巨大的革命洪流,汇成全中国革命的海洋,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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