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研究 > 馆刊

浅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文化革命运动

2023-02-10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李芝兰

  【摘要】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创建的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广大军民以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间红四方面军开展的文化革命运动,推动了苏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在根据地各项事业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  川陕苏区  文化革命  运动

  在川陕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文化革命工作始终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紧贴群众、紧贴实际,坚持对内对外文化革命两手抓、两手硬等施政方针,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政策、措施,建立了广泛而健全的文化网络体系。此次文化革命运动,它规模浩大,广泛持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匠心,为群众喜闻乐见,它对川陕边地区旧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摧毁,它是军民的精神食粮,它在根据地各项事业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本文拟对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开展的文化革命运动作一简述,以期加深对川陕苏区全貌的深刻认识。

  一、党政军领导把文化革命作为各项工作的开路先锋

  (一)党政军领导积极参与,极大推动了文化革命广泛深入地开展

  川陕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十分注重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运动与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土地革命、三次进攻战役、反刘湘六路围攻、川陕会剿等斗争紧密结合,坚持不懈地开展文化宣传。把各阶段进行文化宣传工作的重点、计划、部署等写进决议、通告、大纲等文件之中,使之文化工作的落实有可靠的政策依据和保证。查阅川陕根据地现存的历史文献,几乎在每一个文件中都能看到关于文化革命工作的指示和具体部署。

  川陕根据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陈昌浩、曾中生、廖承志、刘瑞龙、张琴秋、罗世文、张逸民等同志经常参与各项文化工作,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持创办西北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干部必读》、编撰《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史略》和建党、建政、建军等著述和文章,组织錾刻石刻标语,宣传党的政策及红军的胜利成果;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廖承志经常为报刊和各种货币、票证设计绘制封面、插画、图案,还创作了许多漫画、宣传画、木刻肖像等作品;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同志,编写了《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等通俗读物,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红军总医院政委张琴秋,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教唱革命歌曲,深入妇女中演讲宣传。

  他们把参与文化工作规定为每个干部应尽的职责,红31军编发的《连指导员须知》中,就有“准备各种标语,口号、传单”、 “领导全连战士……,将红军的任务和土地革命的意义,通俗的向工农群众宣传,并时常举行群众联欢大会。”[[1]]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发了广大军民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情。特别是军队,“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2]]《红军须知》规定,红军“要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要作工农革命的宣传员”。[[3]]各师、团的宣传队,“每个队30余人,……受政治部、处主任领导。每次出去宣传5天或10天,回来汇报一次,总结成绩,研究文件,讨论分工。”[[4]]“关于各连的宣传队,由政治处详细作一考查。出去工作的,每天都要回来,不能随便在苏维埃宿。每天晚上转来时,要把工作作一详细检查,同时要给以详细的指示。在部队内做工作的要经常转来,检查和规定其工作。”[[5]]“川陕苏区宣传工作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西北军区政治部及所属各军、师、团政治机构都有自己的宣传组织。红军是苏区最强大的宣传力量,红军发展哪里,党的宣传就达到哪里,……”[[6]]正是他们的这种声势浩大的工程,红军成为了川陕苏区最强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核心力量。

  (二)完整而健全的文化革命宣传网络

  红四方面军及各军、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营、连设教导员和指导员。各级政治部、科、股。中共川陕省委和各道、市、县委,均有宣传部,设宣传部长,区、乡党委设宣传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文教委员会,下辖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国家出版局,分管列宁学校、苏维埃学校、俱乐部、新剧团、通俗演讲所、印刷厂、工农书店、红场等文化宣传机构和场所。各道、市、县苏维埃政府有文教委员会,设主席;区、乡苏维埃均设文教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少共川陕委及各道、市、县的工、青、妇群团组织,也均设有宣传部等机构。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分别组建有规模不等的宣传队,錾字队、粉笔队、贴发队、新剧团、俱乐部、报刊编辑部、油印刻字科、读报组、识字岗等文化宣传基层单位。[[7]]这些文化宣传机构中,有属于专业性的,如工农剧团、錾字队,报刊编辑部等。为了配合各阶段的中心工作,还临时组织一些宣传机构,如反“六路围攻”前夕,组织大批宣传队,深入各地组织发动群众。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各级苏维埃要组织宣传队、贴发队,把宣传品切实贴发出去,要普遍张贴在深山老林去。并马上在石头上刻标语。召集一村一乡一区的消灭刘湘、保卫赤区的群众大会,男女老少都要拿起武器参加。在大会上要准备作非常煽动的简单报告。”[[8]]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苏区,即刻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进而形成系统而庞大的文化革命宣传网络,使整个文化革命运动犹如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渗透各阶层,普及各大众,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推动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为根据地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二、独具匠心的文化革命活动,开创川北陕南文化革命史上的里程碑

  (一)开展全民文化教育运动

  在贫穷落后的川陕边区,文化教育极为落后,人民群众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妇女基本上不识字。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率先开展了识字、教育运动,以提高一般工农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他们根据部队和各地县区乡的不同条件,因地制宜,陆续开办成立各种规模不等的列宁小学、列宁中学、贫民学校、工农中学、工农夜校等,这些学校一般都是在当地获得解放,建党建政以后即行开办,“红军在解放巴中以后18天,各乡村的民众小学已成立了20余所。”[[9]]吸收工农子女入学,接受专门教育。教材是由红军政治部和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宣传部门编写的各种读本。

  此外,为适应苏区建设需要,还“开办医学班、农事学校”,培养医、农科技人才,开办“教师养成所”(教师训练班),培养小学教员。[[10]]

  在普及学校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广泛开展社会义务文化教育,通过速成的途径来提高广大工农干部及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反对旧的封建文化……教育工农大众,只有参加土地革命斗争,才能摆脱封建剥削……”[[11]]

  在各区、乡、村都开办了识字班、俱乐部、阅报室等,对干部群众进行文化教育。让他们识字、读书、读报、讲演、唱歌、跳舞、写标语口号等,并由军队和地方各部门有文化委员长较高的同志辅导学习阅读党政军颁发的各项政策、法令、文件、报刊及各种政治宣传品,深入浅出地进行宣讲。由少先队、童子团组成的遍布各乡村的识字岗,利用站岗放哨的时机,教过路行人识字,认标语口号,有的还根据字形联系字义,编成顺口溜以加快理解和记忆。如《一字歌》:

  一横读一,二横读二,一心革命莫二意。

  一竖中间加一横,十大苏区万万人。

  一竖加在二字中,工农专政天地红。

  工字一竖往上伸,土地革命是中心。

  工字一竖往下伸,干革命要当红军。[[12]]

  这种把笔划和字义以及革命道理结合起来的方式,琅琅上口,易记易懂。

  随着根据地迅猛扩大,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党、政、军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组织,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充实。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在通江、巴中、旺苍等地陆续开办了彭杨军事学校、军政大学、川陕省妇女学校、川陕省委党校、苏维埃干部学校等,培养了一批党、政、军、团、工会、妇女等干部数千人次,为川陕苏区的革命斗争和政治经济建设充实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如“川陕省妇女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300名女干部,何莲芝、王定国、吴朝祥、肖成英等都是由妇女学校培养出来的,[[13]]成为了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和地方工作领导骨干。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开展的全民文化教育运动,号召群众兴科学、学文化、讲民主平等、反对封建迷信。坚持紧贴群众、紧贴实际,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紧密联系革命斗争实际,使广大群众既能识字,又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形成了军民共同学文化的风气,为劳动人民创造了享受文化教育的特权。

  (二)创办报刊杂志开展文化革命运动

  创办报刊杂志是党和红军,在川陕根据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根据地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创办了报刊杂志有数十种。主要有:

  川陕省委、省苏机关报《川北穷人》(后改名为《共产党》);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苏维埃》;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理论刊物《干部必读》;

  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战场日报》(后改名为《红军》报);

  共青团川陕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

  川陕省总工会机关报《斧头》;

  川陕省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机关报《经济建设》;

  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编印有《宣传资料》、《革命歌声》;

  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办有《雪花》;

  各部队分别主办的有《红旗》、《红星》、《红光》、《赤化全川》、《战士》、《胜利》、《捷报》、《不胜不休》等报刊和《红军画报》等。[[14]]这些刊物大都采用蜡纸刻写油墨印刷。报纸版面多为四开两版,出版时间一般是两日一期,也有三日一期的,排版讲究,标题突出,针对性强,富有宣传效果,并各具有特色。如《少年先锋》报,图文并茂,活泼爽快,洋溢着青少年的朝气和理想。

  在两年多时间里,有的报刊杂志出了三、四十期,其中尤以《干部必读》为甚,连续出版127期。[[15]]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川陕苏区党政军各机关克服重重困难,以各种形式,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编辑出版这些刊物,在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团结教育人民群众、扩军和支持革命战争、对白区军的宣传等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真正成为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我们今天研究川陕苏区历史,研究党领导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史和对人民大众进行传统教育是极其珍贵的材料。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还在苏区开办了石印、铅印、木刻三个印刷局和国家出版局,负责印刷、出版、发行了大量的书刊、文献,同时还印制数以万计的传单、标语、口号,捷报等宣传品,印制各种课本、小册读物等。[[16]]其主要类型有:

  《列宁主义提纲》、《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华苏维宪法大纲》、《劳动法令》等政治读物;

  《怎样分配土地》、《全国土地法令》、《平分土地须知》等有关土地革命的法规;

  历次党代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少共省委、工会、妇女等会议决议案、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宣传大纲、组织法等文献资料;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与川军作战要点》、《消灭刘湘的作战要诀歌》、《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史略》、《红军新兵训练纲要》、《连指导须知》等军事理论著述;

  《白区工作决议》、《党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童子团站岗问答》、《俘虏工作须知》等指导专项工作的书籍;

  《红色战士必读》、《革命三字经》等通俗读物、《列宁学校读本》、《国语》、《算术》等课本;

  《伤寒论》、《战地卫生》、《最新创伤疗法》等医药著作;

  《红军歌集》、《革命歌本》、《剧本》等文艺戏剧演唱资料,共有百余种,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川陕省委宣传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宣传品编号,均在2000号左右。[[17]]足见其发行量之大,宣传面之广,充分发挥了文化新闻出版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距大作用。

  (三)石头上的文化革命

  川陕边区地处巴山秦岭,山高石多,不少建筑物都是石头建造,而且历代都有石刻传统,巴中、广元等地至今保留有精美的唐代石窟艺术。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充分发挥本地群众的特长,专门组织了制作石刻文献、标语的专业队(通称錾字队),各军和各县区也有类似的錾刻队。各地都因地制宜,无论在大山之巅、道路两旁、关津渡口,还是在村民院落,场镇街头、祠堂庙宇,无不以石崖、石壁、石墙、石碑、石柱、石门廊、石栏、石阶、石板壁甚至石坊、石磨盘、石水缸、石墓碑等作为石刻的有效载体,通过标语口号的宣传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路线、政策、主张、红军的性质、任务,当前的中心工作等。川陕苏区不少领导人,如傅钟、朱光、刘瑞龙、廖承志、魏传统等都起草过文献和宣传材料,书写过标语、口号,被刻在石头上,笔迹至今还留存于巴山秦岭间。

  红军解放通江后的1933年3月,在通江城河岸悬岩上,刻制了川陕苏区第一条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正楷,每字两米见方,雄健有力。

  屹立在通江沙溪乡景家塬大崖上的“赤化全川”,1980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保护文物,并载入《中国名胜词典》。这幅标语每字高5.5米,宽4.7米,书法工整,笔力遒劲,雄踞群山之巅,十分醒目,数十里外仍清晰可见,堪称世界之最。字数最多的为川陕苏维埃政府刻立在巴中特别市的石刻文献:《劳动法令(草案)》(现存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碑高3.67米,宽4.29米,全文约6000字。石刻标语遒劲有力,一目了然,久经风雨而不剥蚀。其语言铿锵、明快、质朴。

  川陕苏区的石刻内容丰富,形式极其多样,主要有:

  石刻文献。现收藏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四件。一是根据《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錾刻的。石刻高2.67米,宽4.29米,全文6000字;二是《石刻政府布告》全文,高2.3米,宽2.2米;三是《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石刻高2.16米,宽2.96米,全文约3000字;四是石刻《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全文,高2.16米,宽2.7米。

  石刻标语。标语内容涉及面很广,有反映川陕党、政、军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有反映川陕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有反映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性质、任务,甚至有反映国内外形势的。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列宁万岁”、“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穷人利益的政党”、“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拥护红军,扩大红军”、“加紧春耕,充实赤区粮食”、“发展苏区经济,改善工农生活”、“普及农村教育,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水平”、“反对封建迷信”、“妇女斗争纲领”、“加紧戒烟运动”等。[[18]](具体出处?)石刻对联。一般都刻在宅院大门的石柱和石牌坊上。如红30军在达县石桥河的列宁街石牌坊上刻了极为醒目的“列宁”两个大字,石柱上分别刻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工农专政,无产独裁”四条标语,并在半圆形环柱上落款“红30军政治部”。红30军政治部当时在达县梓潼庙场上一家地主宅院门楼的立柱上,正面刻的对联是“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两边的内侧刻上“平分土地,阶级斗争”。门楼横楣石条上刻有“红30军政治部”

  “红军为苏区留下的众多石刻标语,产生于恶劣的战争环境之中,根植于广大的苏区人民心中,服务于整个社会和民族,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党的宣传工作在川陕苏区的伟大创举,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是研究苏区历史的重要依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好这些石刻标语,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研究红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19]]

  (四)丰富多彩的文艺革命

  川陕苏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活动非常活跃,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跟形势,贴近现实,寓教于乐,为军民所喜闻乐见,是川陕根据地采用的普遍、最生动形象、最深入的宣传形式。

  苏区火热的经济建设和保卫苏区的革命斗争,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无数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例,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军民之间鱼水深情,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无一不是他们的创作题材。他们在战斗的间隙、行军途中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有戏剧、歌舞、曲艺、诗歌、楹联、美术作品等,这些作品内容新颖,现实性强,深受群众喜爱。如工农剧团于实甫与川剧艺人合作编导的川剧《刘湘投江》、《戒大烟》、《半升米》等剧目,开创了现代川剧的先河。

  有许多文艺作品利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山歌、民间小调、采用旧曲配新词的方法创作演出。如《土地革命歌》用“垂金扇调”;《刘湘罪恶歌》用“祝英台调”;《反宗教迷信歌》用“牧羊调”等,[[20]]使群众一听就懂,一唱就会,易于流传。

  快板、顺口溜、民谣等韵文,是运用最多的创作形式,因其通俗,押韵、上口而易记忆,且流传最广。如《工农永远是主人》;“说起穷人真是苦,又冷又饿住茅屋。又没吃顿好菜饭,穿没穿着件好衣服……”。这些词句既口语化,又很能打动人心。创作者们把划分阶级成份,编成顺口溜,无产阶级;“空着两只手,什么都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上口。”贫农:“自己有田,不够吃和穿,还卖劳动力,生活很艰难。”等,解释得简洁、贴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刘瑞龙、傅钟等编创的《消灭刘湘三字经》、《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21]]等通俗读物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一批对联、诗歌,真实准确地记载了当时革命斗争的生动画面。其中,不乏水平较高的精品。《妇女解放歌》、《红军歌》、《工农兵歌》、《穷人歌》、《叹郎歌》、《消灭刘湘歌》、《白军妻儿歌》等[[22]]歌曲作品,反映了苏区生活的各个侧面。这些由红军编创,又由红军传唱的歌曲,旋律简单,节奏鲜明,生气蓬勃。

  美术作品是川陕根据地文艺作品的又一门类,留存至今,尚收集到的有近200幅。这些作品有漫画、宣传画、版画、图案,有革命领袖画像,宣传马列主义,歌颂共产党、红军、人民群众的宣传画,还有少量的雕刻、刺绣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大多画面简洁,形象生动,鲜明地提示主题。廖承志刻绘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肖像,线条洗练,神态逼真,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川陕根据地从军队到地方群团组织上百人的专业或业余的宣传队、蓝衫剧团、工农剧团、川陕省委新剧团、红军总医院新剧团,配合根据地中心工作,分赴各地基层、战地进行宣传演出。

  演出的剧目内容丰富多彩、朴素清新、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充分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引起群众的强烈共鸣,深受军民欢迎,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

  三、宝贵的精神财富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紧密结合武装斗争、建党建政和土地革命的实际,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其气势磅礴,影响深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还为党和红军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文化艺术宣传人才。这充分体现了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斗争与文化艺术工作成功结合的范例。川陕根据地的文化革命是全国苏区文化革命运动史中熠熠闪光的重要篇章,它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是革命烈火陶冶的艺术瑰宝,它开创了川北陕南革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是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见证,是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财富。

  [[1]]《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386、3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2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378、33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4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 蔡文金 韩望愈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85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7]] 通江县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第39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2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 巴中市委、市政府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简史》第280页,2005年版

  [[14]] 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7年版

  [[15]] 蔡文金 韩望愈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790、79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6]] 通江县党史研究室主编《通江苏维埃志》第4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17]] 红荣华 王明渊 朱宗玉主编《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第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中共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影印集》第61页,2005年版。

  [[19]] 《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的时代特点和语言风格研究文集》第2页,2010年版。

  [[20]] 巴中市委、市政府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歌谣》第70页,2005年版

  [[21]] 巴中市委、市政府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歌谣》第62页,2005年版)

  [[22]] 巴中市委、市政府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歌谣》第9、19页,2005年版

蜀ICP备19032490号 川公网安备511902020002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