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记忆，是民族基因的载体，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发声是我们最大的希冀和愿望。今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文物小贴士”第六期，神秘的累进税执据及印花税票。

　　——川陕博物馆

　　神秘的累进税执据及印花税票

　　迷雾重重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继之成立了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苏区政府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工农税务局，并制定了《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实行统一累进税，各市场将收税款及发出之三联单存根数目报该县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陕西省的税务机关，文物部门及集邮爱好者，对川陕苏区的印花税票和有关资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但在调查中被采访的老前辈说法不一，有的说：“当时有税收单据，可能是以邮票代替税票”，有的说：“根本没见过税票，也没用邮票代税票，上税者纳税后，公家开个收条就行了”。因未见实物，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否印制发放有“印花税票”和征税的有关资料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发现经过

　　1985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在巴中首次发现两份“累进税执据”。执据上贴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发行的六枚“印花税票”分贴于两份“累进税执据”的正面和背后，使50多年的谜，终于被揭晓。

　　1933年马友荣之三爷马全文在家开设烟馆，恩阳、长赤一带烟商常到他家贩烟，这张“执据”就是马全文参加红军跟随红军长征临走时藏入墙缝内。1984年12月马友荣拆建房屋时，其子马光军在马全文住过的屋内墙缝内发现的。1985年5月4日，马友荣将其捐赠给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保存。

　　
累进税执据(现收藏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累进税执据”和贴在执据上的“印花税票”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工整，图案设计精细，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规格形态

　　
累进税执据(现收藏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两份“累进税执据”均系生二元纸竖排版刻印而成，规格长24.5厘米，宽9.5厘米，上部是由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组成的图案，在五角星中间有“累进税执据”五个楷体字，下部是执据的内容，图案与内容所占比例适当，布局合理。

　　六枚“印花税票”均由熟宣石印而成。其中面值为大写叁分、小写五分各有两枚，规格长4.5厘米，宽3厘米，其图案完全相同，四周是由两排相互交错的三角形组成的几何图形花边;中间是拱门状图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八个字横贯拱门顶端，“税票”二字位于拱门上部正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标语分列“拱门”左右两边;底部横书“工农税务总局”;齿轮和麦穗组成的象征工农联盟的图案镶嵌在“拱门”的正中央;四角圆圈内标有大写叁分，小写五分面值，同一面值的税票在套色上也不相同，如叁分的税票就有白底红色图案和红底蓝色图案两种，面值为五分的税票则都是红底蓝色图案。

　　
叁分、壹角面额税票(现收藏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另有面值为壹角、叁角的各一枚，其版面与图案基本相同，规格长4厘米，宽2.7厘米，四周是两排相互交错的三角几何形图案组成的花边;中上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8个字与左右两边的花边巧妙地构成拱门状图案。拱顶上有“税票”二字;底部“工农税务局”分两行横书;拱门中间是五角星与斧头组成的象征斧头劈开新世界的图案;四角标明面值，不同的是壹角税票是在白底上用阳刻套红色来表现的，叁角税票的图案是在朱红底色上用阴刻技术表现出来的，另面值为叁分、壹角的各一枚盖有“总局阅发”横式条形戳记。六枚“印花税票”均无齿孔。

　　重要意义

　　两份“累进税执据”和六枚“印花税票”及其上面盖的戳记，印章表明：

　　其一，长期以来，税务、文物部门及集邮爱好者在调查研究中的疑问迎刃而解。

　　其二，川陕苏区各级机关健全，从执据和税票上加盖的各级业务机构的印章及有关戳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尽管战斗频繁，但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税收工作仍十分重视，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工农税务总局，各县设立了税务分局，县所属之各场市，斟酌繁简，设税务分所若干，配有专人负责税收工作。

　　其三，税收工作制度完善，手续严格，“累进税执据”和“印花税票”都是由工农税务总局印制和发放。“累进税执据”是由存根和执据两部组成，两部之间有统一的编号，盖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税务总局”的圆形大印和填发单位的印记，二者一起作为骑缝章。各分局在领用税票时，总局在票面上加盖“总局阅发”的横式条形戳记，使用时，各填发单位还需在执据或税票上加盖本单位的“查讫印章”并保留执据存根。

　　经查史料证实“各市场税务分所负责人员，每十日必将收税款及发出之三联单存根数目报该县分局，各分局每到月终汇总上报省税务总局转财委会备查”“其税收资金须由省财委会统一开支，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这两份“累进税执据”和六枚“印花税票”在巴中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川陕两省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税收方面的某些文物空白，而且为研究川陕苏区的财政，经济史和税收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文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