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中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巴中党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团结各界民众抗日救亡，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捐献钱粮，支援前线，动员热血青年参军参战，打通川陕交通线，对抗日后方基地的建设和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98页。]

　　(一)人力支援：为抗战前线输送兵员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巴中民众展现出了非凡的爱国热忱与奉献精神，踊跃参军奔赴抗日前线。远在东北一师范校读书的通江县曲滨乡李光宗假期回乡受到感染，返校后就弃学从军抗日。参军前，他给在家乡的哥哥李光宾写的书信中讲道：“我要去了，我要战斗。我要去了，我要战斗!让刺刀代替笔尖，让枪声代替呐喊，让自己沸腾的血液去灌溉胜利之花!”其拳拳报国之心跃然于信中。[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29页。]1937年至1945年，通过国民政府征兵途径，巴中儿女参加抗日军队的人数达22551名[巴中市巴州区档案馆，《巴中抗战优抚档案汇编》，2021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甸、越南作战的青年有数百名之多。化成中心小学的党员教师鼓励参军学生英勇杀敌、保家卫国。1942年，巴中县30余名中小学生(主要是化成中心小学的学生)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甸、印度等国作战。[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21页。]这些巴中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成为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众多重要战役中，巴中兵员身影活跃。他们随川军等部队参与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一系列正面战场的关键战役。巴中兵员浴血疆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英勇献身，付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值得后人永远缅怀。以通江县陈河乡为例，该乡“1936年至1943年应征国民党军队出川抗战人数为54人，在抗战中伤亡人数为31人(其中阵亡17人，失踪14人)，伤亡人数占实征人数的57.41%”。[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29页。]

　　(二)物资保障：支援前线的物资供给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地处川陕边区的巴中，虽远离正面战场，却以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成为支援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在粮食供应上，巴中人民节衣缩食，向抗战军队和后方输送了大量稻谷、玉米、小麦等粮食，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巴中累计上缴公粮约98万石，有效缓解了前线军队和后方机关、民众的粮食短缺问题，为保障军队战斗力和后方稳定提供了基本物质支撑。在棉花及其他相关物资方面，巴中积极组织农民种植棉花，所产棉花除满足本地军需、民用纺织外，大量被运往后方纺织厂，制成军服、绷带等军需品，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为解决军队被装补给困难发挥了关键作用。

　　工匠、农民等参与的生产活动，虽规模有限，却以坚韧的协作精神，为持久抗战注入了来自大巴山深处的力量，彰显了后方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决心。据不完全统计，巴中在全面抗战时期，为抗战贡献捐款616866.69元，军鞋4949双。由于对抗战时期捐款捐资等情况的记录不全和后来资料遗失等原因，实际的捐款捐资缴粮数额应当远远大于这个统计数据。[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30页。]

　　(三)修筑工事：积极抵御日军入川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军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布置“巴山防线”，修筑的抗战工事有防空洞、避难所、防御性碉堡、营房等。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地下党员组织开展的抗日宣传的影响下，为修筑这些抗战工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1939年6月，通江县有400余名民工前往万源罗文坝修筑汉渝公路。1940年秋，巴中县龙岗乡和西兴乡共100余名民工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1943年秋，巴中县驷马乡33名民工也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巴中人民为抗战胜利谱写出了一曲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30页。]

　　(四)精神动员：营造全民抗战氛围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巴中这片红色土地上，抗日宣传的浪潮汹涌澎湃。1940年，由达县省中、省师、简师学生30余人组成的“抗日救亡宣讲团”，到巴中县进行抗日宣传。[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22页。]巴中的大部分学校组织了抗日文艺宣传队。

　　艺术表演在巴中街头巷尾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与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编排了《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之战》等经典剧目，演员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演绎，将日军的暴行、同胞的苦难以及抗日军民的不屈斗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时而热泪盈眶，时而群情激昂，掌声与呐喊声交织，爱国热情在一次次表演中被点燃。

　　绘画与标语则以直观醒目的方式，让抗日思想深入城乡每个角落。山边的石崖、街头的墙壁、村口的大树、废弃的门板，都成了宣传的阵地。黄琨执笔在通江县城画有4幅大型抗日宣传壁画，分别是文庙甬壁上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通江县政府大门口的“祖国的美好河山”、县城大街“日寇飞机轰炸情景”和通江中学“中国军人抗日战斗场景”。色彩鲜明的画面搭配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等铿锵有力的标语，如同一声声冲锋号角，时刻提醒着人们国难当头，唯有抗争才能求得生存。这些画作与标语，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精神的感召，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深受触动。

　　报刊书册作为文字宣传的主阵地，在巴中传递着抗战的最新讯息与进步思想。很多学校和县民众教育馆办了黑板报、墙报，部分学校创办了不定期的油印报刊，刊登抗战消息，动员人民积极抗日。任南江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地下党员万敬修，积极倡导并组织印制抗战书籍600余册，抗日歌曲数百首，在全县范围内发放。[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巴中市历史》(1921—1949)，2018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27页。]这些报刊书册等篇幅虽小，却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人们在黑暗中的前行方向。

　　二、巴中对抗日战争贡献的历史价值

　　(一)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巴中贡献在全国抗战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片红色土地迅速响应号召，成为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力量。巴中人民踊跃参军，组建起一支支英勇善战的抗日队伍，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奔赴抗日前线，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保家卫国的誓言，为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贡献了巴中力量。

　　同时，巴中在后方支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抗战时期的物资匮乏，巴中群众节衣缩食，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将粮食、布匹等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有力保障了抗日军队的后勤补给。此外，巴中还利用其地理优势，成为连接西南与西北的重要交通节点，为抗战物资的转运和人员的调配提供了便利，在沟通抗战前线与后方的联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体现的民族精神：巴中民众在抗战中展现的爱国、团结、牺牲精神

　　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是巴中民众投身抗战的精神底色。面对民族危亡，巴中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从城镇到乡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呐喊响彻云霄，无数青年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用“以身许国”的誓言践行着对民族的忠诚。后方百姓则节衣缩食，将粮食、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送往战场，用最朴素的行动支援前线，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担当，让爱国情怀在烽火中化为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众志成城的团结意志，是巴中民众抗击侵略的制胜关键。抗战时期的巴中，打破了地域、阶层的界限，形成了全民一心的抗战局面。无论是曾经的红军战士，还是普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邻里之间互助互济，共同应对物资匮乏的困境;各阶层人士协同合作，组建抗日宣传队、运输队等，在后方筑起坚实的支援防线。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力量，让巴中成为抗战大后方的坚固堡垒，彰显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深刻道理。

　　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是巴中民众留给历史的精神丰碑。为了民族的存续，巴中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无数热血儿女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倒在了抵御外侮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姓名或许未被一一铭记，但“为国家争生存、为民族争人格”的壮举永载史册。后方民众也承受着家园被袭扰、资源被征调的压力，却始终坚守信念，用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抉择，支撑起抗战的后方根基。这种不畏牺牲、向死而生的精神，不仅为抗战胜利注入了不竭动力，更成为巴中精神宝库中最璀璨的部分，激励着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三)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的动员对巴中社会变革的推动

　　其一，动员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性，重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与集体意识。巴中地处川北山区，战前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宗族势力与地方乡绅主导着社会秩序，民众对国家的概念多停留在模糊的“朝廷”层面。抗战爆发后，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迅速渗透到乡镇村落，通过宣传队、识字班、集会演讲等形式，将“保家卫国”“民族危亡”的观念植入民众认知。无数巴中儿女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参军入伍，后方民众则积极参与募捐、纳粮、支前，原本分散的个体被纳入民族抗战的集体行动中。这种动员让民众首次清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紧密关联，传统的地域认同逐渐向民族国家认同转变，为后续社会整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动员推动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松动，为基层民众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契机。抗战动员中，国民政府与地方党组织(巴中曾为川陕苏区核心区域，党组织仍有深厚影响)共同搭建了新的基层动员网络，吸纳了大量农民、手工业者、进步青年参与其中。他们或担任动员委员，或组织抗日团体，在征粮、征兵、宣传等事务中发挥作用，打破了乡绅地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同时，为保障动员效率，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层级、加强基层管控的措施，客观上削弱了宗族势力的影响力。这种权力结构的局部调整，让普通民众首次感受到自身在公共事务中的价值，为后续社会变革中“民众主体性”的觉醒埋下伏笔。

　　其三，动员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与生产方式，推动了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有序转型。为满足前线物资需求，巴中的纺织、冶炼、运输等行业在动员中得到一定发展。政府组织妇女成立纺织合作社，利用本地棉花、羊毛生产军布;鼓励民众参与公路修建，保障川陕运输线畅通，这些举措不仅支援了抗战，更打破了传统农耕经济的单一性，催生了手工业合作化、运输商业化等新生产模式。同时，为提高动员效率，地方政府普及简易识字教育，开设卫生防疫培训班，推动了基础教育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尽管这些变革带有战时应急的色彩，却为巴中社会注入了现代化元素，成为战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微弱火种。

　　三、巴中抗战贡献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一方面，挖掘抗战史料，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一是巴中抗战史料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素材。巴中地处川陕革命老区，在抗战时期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印记。从无数巴中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到后方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开展支前运动，这些具体而微小的史料，打破了爱国主义教育中“宏大叙事”的距离感。抗战不是遥远的历史概念，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用热血与坚守书写的集体记忆，从而让爱国主义从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认同。二是巴中抗战担当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精神内核。巴中抗战中展现出的“不畏强敌、团结一心、舍家为国”的担当，与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倡导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巴中人用“一勺米、一块布、一个铜板”的点滴奉献汇聚成支援前线的洪流，用“父送子、妻送郎、兄弟同参军”的壮举诠释了家国大义。通过挖掘这些精神内核，引导当代人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局，让爱国情怀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责任与担当。三是巴中抗战的地域特色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创新路径。巴中抗战史料的地域属性，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思路。相比于全国性的抗战历史，地方史料更贴近当地群众的生活记忆，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可以通过整理巴中抗战老兵的口述史、修复抗战时期的旧址遗迹、打造地方抗战主题展览等方式，让本地青少年在熟悉的环境中触摸历史。这种“身边的历史”教育模式，既能增强地域文化自信，又能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具亲和力与实效性，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另一方面，以抗战事迹为载体，增强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一是挖掘本土抗战记忆，让爱国主义教育扎根乡土。巴中虽非抗战前线，却以独特方式深度卷入民族救亡洪流：无数巴中青年奔赴战场，用血肉之躯铸就防线;后方民众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用生产与募捐搭建起抗战“大后方”。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带着地域的温度与细节，比宏大叙事更易引发民众的情感共鸣。我们可以通过整理地方抗战档案、讲述本土英雄事迹等，让民众从家乡的抗战记忆中感知个人与民族的紧密联结，明白“民族大义”并非遥远的概念，而是曾由身边先辈用行动书写的真实历史。二是激活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让民族认同对接现实需求。巴中抗战中展现的团结御辱、不屈不挠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跳出单纯的历史回顾，将抗战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延伸到新时代普通人在岗位上的坚守与奉献，关联到今日“强国建设”的责任感，强化“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使命自觉。三是创新抗战故事的传播方式，让民族记忆融入日常生活。巴中抗战的记忆载体多元，既有战场老兵的口述史，也有后方支援的老物件，更有遍布城乡的抗战标语与遗址。这些载体若能以创新方式呈现，便能让历史“活”起来。当抗战记忆从书本走向生活场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体验，民众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便会从“知道”升华为“认同”，进而转化为维护民族尊严、推动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借鉴

　　一方面，传承团结奋斗精神，助力地方经济建设。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巴中儿女不分党派、不论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用血肉之躯筑起抗战后方的坚固屏障。这种在逆境中拼搏、于困局中求进的奋斗精神，对当下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动能不足等挑战，巴中抗战中展现出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闯劲与韧劲，正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我们要以这种奋斗精神为指引，正视发展短板，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勇于探索创新路径，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奋斗成为激活区域发展的持久动力。回望巴中抗战历史，其背后蕴含的“团结”与“奋斗”两大核心密码，本质上是对“以人为本、聚力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如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需要站稳人民立场，将团结奋斗的精神转化成为群众谋福祉的实际行动。通过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在区域发展中找到自身价值，从而激发更广泛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终形成“人人愿担当、个个能作为”的良好发展生态，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地方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持续焕发新生。

　　另一方面，利用抗战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一是深挖资源内涵，构建特色红色旅游IP。巴中抗战时期留下了众多遗址遗迹、英雄事迹等，这些资源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我们通过系统梳理史料，将分散的抗战文化资源串联成线，打造“巴中抗战记忆”主题旅游线路，形成了“一核多点”的特色红色旅游格局。同时，我们在发展特色红色旅游时，需避免同质化开发，而是要深入挖掘本地抗战文化的独特性，通过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历史“活”起来，构建具有辨识度的特色红色旅游IP，从而吸引游客、留住游客。二要推动文旅融合，激活区域经济发展动能。不能将特色红色旅游局限于单一的观光层面，而是积极推动“特色红色+”融合发展，如将抗战文化与当地民俗文化、生态资源相结合，开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等多元产品。例如，依托抗战时期的军民鱼水情故事，打造“军民共建”主题民宿，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历史温度。这种融合发展模式，不仅延伸了红色旅游的产业链条，还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持续活力，证明红色旅游完全可以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引擎。三要强化精神传承，助力社会治理与价值引领。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抗战精神的当代转化。通过举办主题纪念活动、开展“抗战精神进校园”等举措，让本地居民尤其是青少年深刻理解历史，增强家国情怀。这种以红色旅游为载体的精神传承，不仅提升了区域文化认同，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社会共识，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精神纽带。实践表明，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既能带来经济效益，更能通过精神文化的浸润，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双丰收”。

　　(三)对民族精神传承与弘扬的价值

　　一方面，将巴中抗战担当融入新时代民族精神建设。一是巴中抗战为民族精神注入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基因。无数巴中人或参军奔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或留守后方，以肩挑背扛支援前线物资，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抗争精神。新时代民族精神建设需要这种斗争基因的延续——面对发展中的艰难险阻，巴中抗战中那份“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劲头，能激励我们在攻坚克难中凝聚力量，让民族精神在时代考验中愈发刚毅。二是巴中抗战彰显了团结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抗战时期的巴中，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阶层职业，全民皆兵、全民皆援。在新时代，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巴中抗战所彰显的团结精神，为我们提供了鲜活范本——它提醒我们，唯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形成无坚不摧的合力。三是巴中抗战深化了爱国情怀与家国担当的精神传承。无数巴中人告别亲人、奔赴国难，用生命践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誓言;后方群众则以“毁家纾难”的奉献，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深植于乡土的家国情怀，是民族精神中“爱国主义”的根基所在。新时代民族精神建设，需要让爱国情怀从历史走向现实，从情感共鸣转化为实践行动。

　　另一方面，激励当代人在面对挑战时发扬斗争精神。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巴中儿女或穿上军装奔赴前线，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或坚守后方，垦荒生产、募集物资，以点滴之力支援战局。无论是枪林弹雨中的冲锋，还是艰难困苦下的坚守，巴中人民始终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抗争姿态——面对装备的悬殊不退缩，面对环境的恶劣不低头，用行动诠释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气节。这种在绝境中迸发的抗争力量，恰是当代人面对生活、工作中各种挑战时最需要汲取的精神养分。这种抗争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闪耀——当代人面临的挑战或许不再是枪林弹雨，但职场竞争的压力、科研攻关的瓶颈、生活困境的阻挠，同样需要我们拿出巴中抗战时期的那份执着与勇毅，不向困难妥协，不被挫折击垮，以团结之力攻坚克难，以坚韧之志突破重围。

　　赓续巴中抗战担当，本质上是传承一种“永不言弃”的抗争基因。它提醒着当代人，挑战越是严峻，越要唤醒内心的斗志;前路越是坎坷，越要延续先辈的勇气。从巴中抗战的历史中汲取力量，我们便能在面对挑战时，多一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底气，多一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让民族精神中的抗争力量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