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载岁月更迭，14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铸就的悲壮史诗，已成为铭刻于民族精神深处的历史丰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民参加与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巴中人民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民族救亡事业，以实际行动诠释家国情怀。

　　一、热血出川：巴中儿女的抗战壮歌

　　(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激荡于巴山蜀水之间。尽管巴中地处川东北，面临交通阻隔与经济困窘，巴中民众仍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巴中人民就已形成踊跃报名参军支持革命的作风。平昌镇龙的蒲登殿一家15人为革命献身、杨成元古稀参军长征、陈家斗全家6人闹革命、王理诗满门参加革命、刘安邦流落民间50多年初心不变、傅崇碧1人动员上千人参加红军等，形成了深厚的革命传统。

　　“七七事变”后，巴中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尊严，着眼大局，踊跃参军抗日。响应国民政府“四川出兵300万”号召，据《巴中市志》记载，1937—1945年，巴中各县累计输送兵员超15万人，约占四川全省征兵总数的8.3%(按四川抗战征兵180万人估算，包括现在的重庆)。新征兵员大多编入川军第29集团军、第30集团军等主力部队，这两支部队都参与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通江县籍士兵组成的“通江营”在1938年武汉会战中，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日军激战3昼夜，全营仅剩27人。1941年，南江县输送抗日壮丁1500多名。1942年，巴中县有13000余人参军抗日，有40多名青年参加抗日远征军，奔赴太平洋战场印缅战区(方志出版社出版,巴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巴中市志》)。

　　(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吴瑞林、傅崇碧、胥光义等千千万万巴中籍将士义无反顾投身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杀敌无数。通江县平溪乡(今诺水河镇)小学教员谌清藩要求从军抗日，在申请书上写到：“愤倭寇之侵虐，时深敌忾，自愿参军抗日，恳于录用。”远在东北一师范校读书的通江县曲滨口(今属通江县铁佛镇)李光宗假期回乡受到感染，返校后就弃学从军抗日。参军前，他给家乡哥哥李光宾写的书信中讲到：“我要去了，我要战斗。我要去了，我要战斗!让刺刀代替笔尖，让枪声代替呐喊，让自己沸腾的血液去灌溉胜利。”八路军将领王海廷率部参加太岳地区“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及“平原游击战”“五一”平原抗日(王海廷率部参加粉碎日寇对太岳地区的“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红色达州故事集》);叶成焕(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在巴中战斗过，1938年4月18日在山西抗日壮烈牺牲)在太行山歼灭日寇战争中壮烈牺牲;南江籍刘星(在太行山成功躲过日寇搜捕：《红军故事1000例》北京图书出版社2013年)在太行山与左权同志一起躲日寇搜捕;陈锡联(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在巴中战斗过)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在晋西北顽强抗日等，均展现出巴中儿女博大的家国情怀。

　　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巴中热血青年踊跃投身抗日革命，告别家乡奔赴抗日前线。大巴山儿女，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徒步数百里抵达集结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走出过山区，却毅然踏上未知的征途，成为川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秉持“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信念，翻越秦岭、横渡长江，转战华北、华东、华中战场。在出川抗战的将士中，伤亡人数超过64万，川军参战规模和牺牲程度居各省前列。

　　在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重大战役中，装备简陋的巴中籍川军将士，以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的猛烈轰炸，他们毫不退缩，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侵的坚固防线。在淞沪战场，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奋勇杀敌，用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37年至1945年，通过国民政府征兵途径，巴中儿女参加抗日军队的人数达22551人，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甸、越南作战的青年数百名。以通江县陈河乡为例，1936年至1943年应征出川抗战人数为54人，在抗战中伤亡人数为31人(其中阵亡17人，失踪14人)，伤亡人数占实征人数的57.41%。

　　二、地下抗争：隐蔽战线的不屈斗争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巴中的活动逐渐恢复，呈现出“多点一极”的分布状态。地下党员在艰难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按照党在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要求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政策要求，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苟寿南在巴中县城开办“活仁药房”，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红军撤离后，他继续利用药房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杨正武、温子伯、李英俊等在巴中县宣传抗日思想;从延安回来的吴显国、张明武、毛悠勤等党员在通江县、巴中县分散活动;黄开富受川东地下党组织委派在江口场创办“巴阳初级中学”，并担任校长;川东地下党员蒲正果就职江口场水文站，兼任农职校数学教师;川南地下党员万敬修回南江县，先后担任国文教员、县政府书报室管理员、县中学校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方式为抗战默默奉献。

　　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在巴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苏区时期的老赤卫队员担任骨干，总人数超3万人。1940年，地下党员肖中鼎到通江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通江县分会副主任，他以公开身份维护地方治安、戒烟和组织“巴山防线”为掩护，暗中执行党的任务，接收和掩护疏散到通南巴的地下党员，发展武装，建立革命据点。肖中鼎提出“发展实业，支援前线抗日救亡”的口号，组织开办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以办理厂务为掩护，在通江县瓦室铺、涪阳坝、马家坪等地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1942年初，由于形势变化，通江县的川北地下党员全部转移到巴中县化成，经肖中鼎介绍结识了党的统战人物赵济刚。在赵济刚的支持发动下，郝谦、伍级生与先前来到化成的川北地下党员王叙伍、李荫谷等创建了化成中心小学。1943年，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副书记王朴庵来到化成，在赵济刚的支持下创建了“巴中县私立奇章中学”，共产党掌握着这两所学校的领导权，建立起革命据点。

　　三、稳固后方：全力支援的坚实保障

　　巴中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的组成地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党组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支援抗战的活动。

　　(一)开展全社会抗日救亡宣传。着力在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调动广大人民的抗战激情。1940年，由达县省中、省师、简师3校学生30余人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团”，到达巴中县进行抗日宣传。地下党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动全面抗战。在政府层面，肖中鼎以设计分会副主任身份，宣讲全民族抗战大义，号召社会各界团结御辱，共赴国难;在学校层面，利用课堂给学生宣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日歌曲，营造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校园氛围;奇章中学和化成中心小学的学生寝室均以沦陷区命名，奇章楼左边建有陕西省地图形状的花台，插有“延安”标牌;在社会层面，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印发抗日宣传小报书籍，走乡串村高呼抗日口号、粉刷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漫画等。

　　巴中地下党组织与进步知识分子依托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基础，一是利用夜校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与重要性，围绕“列宁小学”旧址，开设临时夜校，累计培训群众超10万人(次)。《徐向前回忆录》记载，山西省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动员民众工作)，并制定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仍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上前线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等，缺乏真正的思想动员，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巴中形成鲜明对比。二是利用民间艺术开展抗日宣传，组建“抗日宣传队”，通过山歌、皮影戏以及编排《打鬼子》《送郎参军》等演出节目，在乡镇巡回演出，覆盖群众超50万人(次)。1938年简师教师、中共党员杨正武、李雪峰等，在学生中教唱《大刀进行曲》《青年前进歌》《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编印《巴中之声》《老百姓》等刊物，发表抗日文章;1942年，巴中县化成小学教师王叙伍等和学生以抗日救国为内容，自编自排20多个曲艺节目，先后到仁和、南阳、寺岭、石门等地演出(方志出版社出版，巴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巴中市志》)。三是张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告川北同胞书》等传单，揭露日军暴行，全面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这些宣传活动，不仅让巴中人民全面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目，还深刻认识到国破则家亡的道理。1941年，南江县印发的《行政干部必读教材》中说：“日本是我们的敌人，……发动战争，想灭亡中国，我们赶快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国家总动员……财力集中，物力集中，来争取最后胜利。”动员民众订立《国民公约》，“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不做汉奸和敌人的内应……”在各级学校增设抗战时期“公民”课本，县设立初级中学和各乡中心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中小学师生还上街演出抗日“文明戏”。1945年，南江县民众教育馆印发有关抗战书籍600余册、抗日歌曲数百首，宣传抗战，更加坚定了人民的抗日决心。通江中学组织暑期兵役宣传活动队，每区乡一个分队，按宣传的性质和学生志趣分别组织话剧演讲、化装演讲、歌咏比赛等活动，主要讲解兵役法，宣传军事知识，揭露日寇暴行，鼓动子弟从军，宣传抗战军属优待条例等。

　　(二)社会各界积极捐献抗战款物。全面抗战期间，作为抗战大后方之一的四川，承担了部分抗战物资征集的艰巨任务，而巴中又为四川抗战物资征集作出了应有贡献。缴纳的捐费有飞机捐款、枪支款、航空费、国难费、劳军费、防务费、训练费、优待金、安置费、劳工费、购公债等十余种。史料记载，抗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5年，巴中累计缴纳“公粮”98万石(1石约合150市斤)以上，约占川北地区公粮总数的35%;同时，当地群众还通过“义卖”“献金”等方式，累计捐款616866.69元，用于购买武器、药品等物资，制作军鞋4949双，这些物资主要用于支持前线将士和抗战事业。此外，巴中地区在“妇女救国会”的组织下，数万妇女参与土布纺织，累计生产军布超50万匹。1938年7月，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农村巡回工作团第三团到巴中视察，联合各界举行“七七”抗战2周年纪念大会;还为救济成渝被炸同胞举行游艺劝捐大会，募捐银元150余元(方志出版社出版，巴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巴中市志》)。1943年，巴中、通江、南江各县按财产多寡，分甲、乙、丙、丁四等，摊筹“同盟胜利公债”，南江县仅10日便缴齐4.17万元公债。同年8月14日空军节，南江县人民响应“一县一机”的倡导，捐款2307.5元。

　　(三)积极修筑抗战工事和保障后方稳定。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布置“巴山防线”，修筑的抗战工事有防空洞、避难所、防御性碉堡、营房等。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特别是在地下党员组织开展的抗日宣传的影响下，为修筑这些抗战工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简易公路超100公里，改善了巴中与周边地区的物资运输条件。1939年6月，通江县有400余民工前往万源罗文坝修筑汉渝公路。1940年秋，巴中县龙岗乡和西兴乡100余民工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1943年秋，巴中县驷马乡33名民工也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在巴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一是防范日机空袭，在通江、南江等地修建防空洞200余处，组织群众疏散演练;二是打击土匪与汉奸，保障粮道与物资的运输安全，据统计，1938年至1940年，自卫队累计剿灭土匪团伙12个，抓获汉奸17人。

　　四、价值作用：抗战精神的体现与传承

　　(一)区域实践与全国抗战的融合，具有历史意义。巴中在抗战时期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兵员输送到物资供给，还是从思想动员到后方稳定，都展现了“全民抗战”的坚强决心，为抗战胜利提供全方位支持。

　　在抗战前线，巴中的将士们坚定信念、团结奋斗，并将此转化为“保家卫国、舍生取义”的精神动力，正面战场无畏生死，勇往直前，成为连接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精神纽带。在抗战后方，巴中人民默默支持兵员输送、后勤供给，捐资捐物，维护后方稳定，不分前方后方，都能殚心竭力为抗战作贡献。

　　巴中人民通过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斗争，深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感召和启发，在思想上更加进步，更加明事理顾大局。在全面抗战的大局中，主动将个人行动转变到服从国家统一安排部署上来，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转化到“保家卫国、舍生取义”的实际行动上。

　　(二)抗战精神是巴中人民对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传承体现。巴中人民经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后，锻造了巴中人民为了民主、和平、自由，反抗剥削和压迫，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逐步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巴中儿女自觉涌入抗战洪流，全力支持抗战，这既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不怕牺牲的延续，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刻，巴中的抗战历史与苏区革命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第一，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素材。巴中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等，都是鲜活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当代人民直观感受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第二，为区域发展注入了红色动力。巴中依托“川陕苏区”与“抗战后方”的历史资源、红色资源，可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推动“红色文化+乡村振兴”，实现历史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共同发展。第三，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巴中在抗战中展现出“家国一体”“艰苦奋斗”的革命情怀，与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高度契合，为当代中国提供精神滋养。为此，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到全面抗战，从全面抗战再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到当今，巴中人民无不体现出对抗战期间革命精神的赓续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