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的巍巍翠竹到延安的宝塔灯火，从太行山的雄关险隘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一场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探索正在中华大地的红色沃土上扎实推进。

　　2019年和2020年，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分别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以此为起点，全国各地建立协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从蓝图走向实景。

　　广西兴安界首渡口遗址

　　一片版图 七年成势

　　晨雾中的井冈山，翠竹如海，旗帜飘扬;延安宝塔山下，游人如织，红歌回荡。这样的场景，如今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已成常态。

　　井冈山片区、原中央苏区片区、湘鄂西片区……第一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涉及20个省(区、市)的110个市645个县。

　　长征片区、西路军片区、东北抗日联军片区……第二批22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涉及31个省(区、市)的228个市988个县。

　　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已走过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七年征程。37个片区、1433个县级行政区——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奔走、守护与传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制度体系、一种跨域协同的工作机制、一条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这些片区的划定并非随意拼合——它们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统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动，坚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在中华大地上勾勒出一幅以革命史实为脉络、以地理空间为依托的完整版图。

　　摸清资源家底，成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山东开展全省首次系统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调查，全面摸清1099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20199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湖南开展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信息专项普查，重点对长征类文物资源的保存状况、保护需求及环境风貌等进行系统性摸底。广东对省内1600余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开展现状调查及安全风险评估，逐一建立“健康档案”。这些数字成为保护利用工作赖以推进的坚实基础。

　　一体协同 四方合力

　　来自山西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来自河北的“第一二九师命令”、来自山东的黎玉使用的望远镜、来自河南林县一区杨耳庄村农民救国会印……晋冀鲁豫四省联合推出“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整合多地资源，实现制度保障、跨区域协作，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分布跨越省界、市界——一条长征路途经十余个省，一块抗日根据地涵盖数十个县，如何打破行政壁垒?

　　各地在实践中蹚出了各具特色的路子。河南以地市合作共建“创新”，河南片区所涉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三门峡、驻马店7个地市联合推进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项目。贵州对县域纪念馆提级归口管理，“以大带小”统筹管理区域内红色资源，建立全省重点红色纪念场馆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局联合林草等部门出台全国首个“红色草原”地方配套政策，推动红原、松潘、甘孜3处草原入选全国首批“红色草原”名单。

　　在片区建设过程中，法治成为跨区域、系统性保护最稳固的底座。吉林出台《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建立由省内20个部门组成的红色资源协同保护机制。贵州制定《贵州省红色资源认定标准》，明确了红色资源认定的范围、原则、类别和统计规则、名录公布等方面的要求，为开展红色资源认定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江西编制完成《红色标语保护修复技术指导意见》，填补了国内红色标语修复技术指导文件的空白。

　　《陕甘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湘鄂赣片区(赣西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规划》《西路军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各地在此基础上编制配套规划，将片区建设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行动路径，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夯基垒台。

　　公益性岗位、文物保险、文物安全管理员……社会力量的注入，让这场保护行动有了更广泛的根基，形成多元共治的系统生态。

　　山东广饶创新开展“文物+保险”试点，通过商业保险捐赠覆盖保障额度，为革命文物保护引入社会力量。江西瑞金为境内有地面建筑的114处旧址投保公众责任险和财产综合险，为革命旧址筑牢安全屏障;乐安针对占中央苏区标语总数三分之一的红军标语，创新“红色标语+全社会参与”模式，聘请文物保护员、鼓励单位和个人结对保护。

　　一砖一瓦 皆有守护

　　在青海果洛红军沟，一处红色遗址的修缮工地上，工匠们正小心翼翼地处理着每一块砖石。在广西兴安千家寺，红军标语楼修缮现场，正在进行墙面加固和屋顶翻修，红色印记如今清晰可辨。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最终落点，终究要回到每一处革命旧址的砖瓦梁柱、每一件红色文物的肌理纹路之中。文物保护正在为片区的整体安全筑起更为坚实的屏障。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保护理念——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河北制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信息排查和日常保养办法(试行)》，建立完善革命文物信息排查和日常保养制度，及时掌握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存现状。山西武乡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安全网络，全县配备文物保护员206名，实现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专人看护全覆盖。

　　于是，一系列保护修缮工程遍地开花。海南重点实施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保护利用工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扩建工作，打造现代化历史文化展示场馆。陕西推动实施清凉山新闻出版旧址、杨家沟革命旧址、沙家店战役遗址等一批修缮工程，延安成功创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宁夏实施红军长征旧址群、红军西征旧址群、陕甘宁边区旧址群等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和环境整治项目128个，为片区整体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考古发掘为片区的整体价值提供了“地下证据”的系统补充，让革命史实的空间叙事更加完整。吉林开展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抗联遗迹增加至3300余处，出土抗联遗物964件，夯实了磐石在抗战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黑龙江以木兰鸡冠山密营遗址为典型，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厘清遗址功能布局，建立“考古—保护—展示”一体化机制。

　　在片区系统性保护的链条中，科技赋能正在成为贯通各环节的纽带，深度介入文物保护。辽宁凤城针对梨树甸子遗址实现网络全覆盖，为线上传播、应急保障奠定基础。广东建设“广东省可移动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平台”，收录省内可移动文物信息75万余条，同时建成“花城红图”数字化平台，让红色文物在指尖“活”起来。

　　片区内大量“低级别文物”同样承载着历史记忆，蕴含动人的故事——江西万载与当地红十字会合作设立“红色革命文物保护修缮金”专户，并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专项用于低级别革命文物的抢救性修缮;浙江针对革命遗址小而分散的痛点，实施“微改造精提升”行动，延续原有革命文化脉络和乡村肌理，312幢“老屋”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故乡。

　　如今，在江西，铜鼓以示范县创建为契机，实施红色名村与革命遗迹连片保护工程，打造七个重点红色名村;在重庆，以园带面系统推进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实施文物保护、纪念馆建设、文旅开发、基础设施配套、环境整治等项目49个……当片区内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文物被纳入统一的保护网络，片区建设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探索整体保护的思路，让整个片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空间被感知和传承。

　　一脉薪火 全域点燃

　　当散落的遗址通过连片规划形成文化集群，当文物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跨域联动，片区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集合，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既要“保得住”，更要“活得好”。

　　要让片区的整体价值得到深层次的阐释，就必须打破场馆之间、学科之间、区域之间的壁垒，构建起一个协同研究的知识系统。河北开展全省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申报工作，深化革命文物研究阐释。上海组织全市场馆组建联盟，开展联展、培训、学习调研、文物鉴定、编辑出版等工作，形成大馆带小馆的联动发展模式，让每一座红色场馆都不再“孤军奋战”。

　　联动巡展、互动体验、“一馆一课”……各地通过主题化、系列化的展览体系和“大思政课”建设，将分散的点位串联成完整的叙事链条，实现片区整体故事的传播。

　　走进四川黄猫垭战斗遗址公园，战场遗迹经过系统性保护后焕发新生，红色故事通过场景化呈现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的战斗历程。云南丽江等地升级博物馆展陈内容，引入多媒体、VR等技术，全省推出抗战主题、长征主题精品展览30余个。新疆着力打造新中国石油工业摇篮——克拉玛依石油工业遗址保护展示项目，系统展示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发展脉络和石油工人的奋斗历程。西藏组织全区七地市同步开展“革命文物进边疆”联动巡展，构建“固定展馆常设展+基层流动巡回展”的立体化红色传播体系。青海西宁统筹烈士陵园、西路军纪念馆、国防教育基地等资源，打造一体化复合型红色教育阵地，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课”特色品牌。

　　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整个片区“活”起来，为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安徽编制出台《大别山(安徽)红绿交融文化旅游圈发展规划(2023—2027)》，推动大别山革命文物与绿色生态资源有机融合，打造元宇宙沉浸式演绎文旅综合体“十万剧场”。江西修水实施宁州古城秋收起义红色文化街区项目，打造了秋收起义广场、红色研学中心等业态，形成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为核心的连片红色旅游线路。贵州以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为抓手，依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带动村民增收，形成“以红带旅、以旅兴村”的良性循环。

　　如今，保护的版图越铺越广，协作的网络越织越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正以连片成势的磅礴姿态，融入城乡肌理、课堂讲台和数字云端，以空间上的整体联动、制度上的系统协同、价值上的深度融合，化作这个时代深沉而持久的力量。